英語世界對書院與學術關系的研討
作者：陳仙
來源：《原道》第28輯，東方出書社，2015年10月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十八日戊申
耶穌2016年1月27日
內容撮要：作為一門近代邊緣性學術，海內漢學研討的日趨深刻提醒了中國學術研討的國際化趨勢。書院研討在漢學研討領域屬于后起之秀，對海內書院研討的研討，今朝還沒有出現相關系列的研討專著和論文。英語世界對書院與學術關系的研討，既具有理論意義，也有現實價值。本文從學人學派和理學基地這兩個視角剖析英語世界對書院與學術關系的研討，有助于我們清楚東方對書院的研討現狀與發展標的目的。通過發掘海內學者對書院研討的新視角與理論方式，能夠開闊國內書院研討視野，衝破書院研討的瓶頸，使中國書院研討具有國際化風尚。
關鍵詞：海內漢學 學人學派 理學基地 書院研討
作者簡介： 陳仙，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博士研討生，中南林業科技年夜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本文獲湖南省教導廳科研項目“英語世界書院研討的多視角考核”和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語科研聯合項目“海內中國書院研討”資助。
一、引言
書院是士子的公共活動場所。學者在書院通過講學、授課等情勢不受拘束的進行學術傳授；分歧學派的學者采用書院會講的情勢開展學術交通。興趣相投的學人湊集在統一書院彼此商討學習，一朝一夕，書院便發展成為思惟學派的宣傳活動基地，與學術研討呈現一體化的繁榮狀態。20世紀50年月起，漢學家卜恩禮、林懋、穆四基、本杰明·艾爾曼等開始研討東林學派與東林書院的學術思惟。20世紀80年月開始，隨著宋明理學研討逐漸發展為漢學顯學，狄百瑞、賈志揚、萬安聚會場地玲、李弘祺等漢學家開始關注倡導理學精力的書院。清代書院研討學者如秦博理、麥哲維等人則著重考核乾嘉學派與書院的互動關系。海內對書院學術思惟的研討，慢慢經歷了以精英學者為考核對象到以社會史為研討內容的過程，研討方式以“內在進路”為主，即將研討對象放在特定的社會佈景下進行剖析。[1]
二、以學人學派和書院運動為中間的詮釋
書院作為介于官學和私學之間特有的教導和學術研討機構，其獨立性和開放性導致書院學術思惟不受拘束，分歧的書院尋求的學術目標也不盡雷同。以書院為基地，政治思惟、學術主張比較分歧的學者群體湊集在書院構成某一特定學派。例如以岳麓等書院為基地，胡安國、胡宏、張栻等人創建了湖湘學派。岳麓書院“蓋欲成績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平易近也”為目標，[2]培養傳道濟平易近的人才。金華學派代表人物呂祖謙曾訂《乾道四年玄月規約》，次年又訂《乾道五年規約》，通過“預此集者”、“會講”的情勢將金華學人聚集起來，若不克不及同心專心達成目標則令其退學。應用學規的約束，麗澤書院成為婺學的構成和傳播基地。
書院整合學人構成學派，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先進進漢學家研討視野的是東林書院與東林學派。卜恩禮論文《東林書院與它的政治、哲學意義》[3]介紹了北宋政和元年至明末東林書院的興建、修復、禁毀和講學的歷史，重點闡述了萬歷三十二年至天啟五年這21年間轟動晚明的東林書院政治和哲學意義。他指出在政治上東林書院倡議讀書和愛國的精力，成為議論國事的重要輿論中間；哲學上東林書院直接批評王學，將學術由陽明心學轉向程朱理學，扭轉了浮夸虛無的學風。全文重點敘述了顧憲成、高攀龍、孫慎行的政治活動。顧、高二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活動，對東林書院的政治發展起著至關主要的導向感化。文中提到東林書院聚會諸友，顧憲成曰“自古未有關閉門戶獨自做成的圣賢，自古圣賢未有離群絕類、孤立無與的學問。”[4]對學者“群”的強調，體現了東林書院的社團特征。學者湊集，既是學術團體，又是政治組織，以東林書院為基地，開展學術與政治活動。東林學人學術上擁護程朱理學，反對引儒進禪的王學末流，政治上“諷共享空間議朝政，裁量人物，”哲學上稱為“東林學派”。論文最后卜恩禮總結明末東林書院講學和議政彼此滲透，學術上倡導“主敬”和“慎獨”，最終政治上的“東林”與書院逐漸脫離，涵蓋面更廣，影響更為深遠。
作為海內第一部書院研討結果，卜恩禮《東林書院與它的政治、哲學意義》選擇東林書院和東林學派為研討對象，具有歷史視野和哲學目光。卜恩禮在文首介紹中就提到，之所以選擇研討此課題，一是哲學上東林學派講學在學術上扭轉了學術風氣，反對王學末流之弊。顧憲成雖然贊同王陽明的知己說，卻“于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余力，以為壞全國教法，自斯言始。”[5]另一講座場地個讓卜恩禮選擇此課題的緣由就是政治上東林講學與治國治平易近相結合，針對貴族年夜田主集團專政，提出破格育才、選拔賢能的政治主張。他們“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將學理和治國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志活著道”。卜恩禮指出東林學人不畏太監專權，破格用人，改造科舉軌制，將程朱理學作為其政治斗爭的兵器。如萬歷年間“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時，東林學者以東林書院為輿論宣傳基地，積極參與辨議。在東林講會時，他們“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6]他們所主講的東林書院，成為學人學派與理學運動的典范。
卜恩禮文中所提到的學人學派與書院運動的互動關系引發了其它漢學家的共鳴，為后來的海內書院研討者指明了標的目的。林懋的論文《評明季禁毀書院》剖析了明代中后期嘉靖、萬歷、天啟的書院禁毀活動，對學人學派與書院的親密關系也進行了詮釋。林懋認為書院嘉靖之毀，針對的是以王守仁聚會場地為代表的陽明學派和湛若水為代表的甘泉學派在書院的講學。王陽明否認程朱理學的“性即理”，推重“心即理”，尋求知行合一。他曾在龍岡書院講座場地、文明書院、稽山書院等地宣傳心學。分歧于宋明理學家對朱子章句的推重，王守仁的教學更側重于精力上對經義的懂得，強調“經學即心學”，目標在于“致知己”。[7]湛若水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正德年間，湛若水與王守仁在北京相會，二者學說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心學門戶之分。湛若水的甘泉學派順瑜伽場地應明代學術之勢，接近王學，與之合流。王、湛兩位年夜師帶來了明代書院的興盛局勢。但是，嘉靖元年開始，反對派先是針對王守仁的學說進行攻擊，在王守仁去世后，又對湛若水及其講學的書院展開禁毀活動。經歷了嘉靖、萬歷之毀后，因為東林學派在東林書院的講學活動又招致了天啟之毀。林懋認為明季書院禁毀遭到學人學派的政治表現與書院講學活動的影響。文中指出明初學術沉靜，明朝中后期書院逐漸興盛，成為學術思惟的研討傳播基地。擁有雷同學術尋求的學者湊集在書院中，結成密不成分的網絡關系。這種學術網絡又投射在社會政治活動中，極年夜的影響到書院的興衰。
關于東林學派與東林書院的關系，本杰明·艾爾曼著《中華帝國早期的帝國政治和儒學團體，翰林和東林書院》將翰林和東林這兩年夜政治和儒學團體并列，通過詳細描寫明清翰林院和明中后期禁毀籠罩下的書院，凸起了東林書院的社團性和政治性。明清翰林學士是從進士中選拔出來的翰林院最高長官。明代主管文翰，以備天子咨詢。清代主修國史，記載天子起居注，主講經史并草擬典禮文件。文中指出明清翰林院軌制發展完美，清因明制，通過科舉進進翰林院的年夜臣們聚集成一個政治儒學團體。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了許多學者和因朝政被貶斥的仕宦，許多執政任職的官員也與東林講學相呼應，一時東林書院成為輿論中間和學術基地，湊集在書院的學術團體也構成一個政治派別，被反對派稱為“東林黨人”。艾爾曼凸起強調了翰林一派的群體性，這種社團性也是“聯講會、立書院”東林學派特征之一。同時，明末東林書院聲援政治活動，對抗當權太監魏忠賢。艾爾曼將明清翰林和東林書院兩年夜政治和儒學團體作為研討對象，把政治網絡與書院網絡進行橫向比較研討，拓展了書院研討的新思緒。作者考核了翰林和東林書院在政治上和儒學上的建樹表現，總結出明清時期的翰林和東林書院是當時社會政治運動和學術思惟的縮影。論文開篇詮釋了士子科舉與選拔官員的關系，之后描寫了明清翰林院的職掌效能以及“東林黨”的講學活動。文章指出翰林院作為國家主要的選才、育才和儲才基地，與書院有著相通性。考議國家軌制、咨議政事的翰林院與評議時政的東林書院比擬，一個是國家職官機構，一個是平易近間社會團體。作者用Club（社團）來描寫翰林學者，用Schoolmen（經院學者）和Partisan（黨人）分別描寫學派和東林黨人，可見其用詞的準確性。
除東林書院與東林學派外，漢學家還舞蹈場地關注了其它學人學派與書院運動。萬安玲《新儒學的軌制佈景：中國宋元學者、學派與書院》以宋元明州（寧波）地區處所精英的書院活動為研討對象，依照時間順序考核了新儒學產生的社會教導軌制佈景。[8]開篇作者描寫了北宋慶歷五師長教師楊適、杜醇、王致、王說、樓郁“就妙音院（在府學西）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學者宗之瑜伽教室”。[9]慶歷五子從事講學活動，后又創立書院，如樓郁的城南書院等，努力于傳播儒學，教化平易近生。他們促進了宋代儒學地區化，是明州新儒學的發端，惋惜“五師長教師之著作，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10]之后文章通過12世紀明州學校重建和教學等處所史料，指出南宋作為官學和私學的過渡階段，學校除了教學效能以外，更多的豐富了祭奠、講學等教導軌制。12世紀早期，甬上淳熙四師長教師楊簡、袁燮、沈煥和舒璘傳承陸九淵心學，倡導尊德性，創立了四明學派。他們在明州諸書院講學，因其傳播陸學角度的分歧，又各自構成慈湖學派、絜齋學派、定川學派、廣平學派。作者隨后重要依據王應麟和狄百瑞的宋元文獻，講述了元代明州地區書院重建以及慶歷五子、明州四師長教師對之后書院學術思惟的影響。由于元代官方推重程朱理學，同時有感于有感于陸學弊病，元代表學出現了“和會朱陸”、“由陸進朱”的情況，書院官學化日益加強。文章最后總結到處所學人以書院為基地，通過講學、祭奠、創辦新書院等手腕宣傳本身的學術思惟，構成具有影響的學派。
秦博理著《中華帝國最后的傳統書院：1864年至1911年長江下流的社會變遷》講述了乾嘉學派在書院的傳承。[11]書院從成為理學的傳播基地之后，分歧學派一向在爭奪書院這一主要的學術宣傳網絡。清代針對理學的空疏和空談，加上文字獄的壓力，以訓詁考據為主的乾嘉學派興起。繼清中葉阮元創辦詁經精舍、學海堂之后，興辦專習經史詞賦、不課舉業的新型書院成為文明發展的必定趨勢。秦博理在描寫鐘山書院、南菁書院時，也對書院的學術思惟進行了闡述。作者起首依照時間順序論述了鐘山書院的學術思惟變化。私密空間乾隆年間江寧的鐘山書院重視考據，以漢學傳授生徒。漢學年夜師盧文弨、錢年夜昕、朱珔等先后任書院山長，以經術導士，為書院奠基了訓詁之學的基礎標的目的。1790年至1815年間，桐城派年夜師姚鼐任鐘山書院山長，他提出“義理、考據、辭章”三事說，倡導古文，宣傳程朱理學。姚鼐通過鐘山書院傳播本身的學術理念和古文義法，桐城古文的影響遍布全國。1828年之后的四十年，湖南籍官員陶澍、唐鑒均在書院儒學教導中強調實學的主要性。之后曾國藩繼承桐城學派傳統，奉行“義理之學”。作者在談到南菁書院的學術門戶時，提到最多的則是書院“供鄭朱兩先儒栗主，掌教率諸生朔看行禮”。[12]南菁書院既維護漢學正統，又非常愛崇程朱理學。秦博理在書院與學術思惟方面，僅僅只是進行基礎的史實論述，并沒有從思惟史切進對書院進一個步驟剖析，這也是東方作者遭到知識廣度的影響，在研討書院歷史上不難犯的通病。秦博理自己也恰是在完成此書后意識到這方面的缺乏，他在之后的學術途徑中，逐漸轉向理學研討，還出書了《理學的自我修養》一書。
舞蹈場地三、作為理學研討宣傳基地的書院
17世紀以來，傳教士漢學以尋找理論“支撐他們基督教的教義”為目標開始關注宋明理學。[13]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指出宋明理學是對釋教之類偶像崇敬學派的模擬，認為上帝教義中有更接近儒家思惟的學說。[14]分歧于利氏推重儒學貶斥宋明理學，白晉、傅圣澤等“索隱派”教士反對傳教士對儒學的“過度附會”。[15]1874年英國圣公會傳教士麥格基翻譯了朱熹關于“理氣”的文章；191舞蹈場地8年英國浸禮會教士卜道成與李約瑟辯論了朱熹理學的唯物與科學性問題。[16]雖然通過傳教士譯介讓東方學界初步接觸到朱子哲學，惹起了必定的關注，但東方漢學研討整體上重心仍在孔子儒學這一階段，只要幾個學者對朱子學說作了零碎的研討，歐洲漢學對理學的興趣仍逗留在搜集翻譯資料的階段。20世紀70年月個人空間，american中國學興盛，american首位中國哲學個人空間傳授、北美年夜陸“儒家開荒人”華裔學者陳榮捷，在將中國哲學史上的代表性著作翻譯成英文的同時，對新儒學進行了鼎力推廣，開啟了漢學朱子學研討的時代。[17]作為朱熹研討名家，陳榮捷向東方學界傳遞了理學“道統”學說，確定了新儒學道統的哲學道理。陳榮捷的一起配合伙伴、東亞思惟史專家狄百瑞也是american新儒學研討奠定者之一。
由于中西學者的配合盡力和國際宋史研討的發展，宋明理學研討逐漸成為漢學研討的顯學。在書院研討領域，狄百瑞、萬安玲、李弘祺、包弼德、賈志揚等漢學家剖析了作為理學研討宣傳基地的書院。狄百瑞與賈志揚主編的《成型階段的理學教導》書中共有25處明確討論書院（精舍，Academies），還有7處剖析了理學書院。[18]由此可見，作為理學運動基地，書院是漢學家研討理學教導時一個主要的標的目的。書中收錄的陳榮捷《朱熹與書院》和賈志揚《朱熹在南康：道學與政治教導》著作均明確闡述了朱熹、書院與理學的親密關系，指出書院是理學社會化的重要途徑和主要手腕，也是理學發展的主要機制。
陳榮捷著《朱熹與書院》開篇用大批筆墨詳細描寫了“精舍”一詞的來源與定義，辨析了“精舍”與“書院”之間的彼此聯系。[19]他指出書院原意是用來保留編輯“書籍”的封閉“院落”，精舍則是隱居的場所，更著重私家性質。后來兩者都逐漸演變為教導學習的處所，因為“教學場所”這一配合點，因此精舍也被稱為書院。在解釋了朱熹創辦的冷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即為書院后，陳榮捷講述了朱熹興復白鹿洞書院和在岳麓書院、城南書院講學等活動。通過對白鹿洞書院教學、學規、課程設置、講學、祭奠、躲書等書院軌制剖析，以及岳麓書院朱熹與張栻會講等活動的描寫，作者總結朱熹在學術思惟上闡明了“理”“氣”之間的關系，“理”是“氣”的來源根基，“理一分殊”，完成了對理學基礎標的目的的定義，發展了“太極”的范疇，認為“太極”是“理”最後也是最終極的狀態，并將“仁”的思惟貫穿此中，最終創建了“道學”傳統，編撰了《四書集注》。陳榮捷認為精舍和書院是朱熹完成這一成績的“東西”（tools）。
賈志揚著《朱熹在南康：道學與政治教導》敘述了淳熙年間朱熹知南康軍任內興復白鹿洞書院的事跡。作者講述了當時朱熹理學書院興起的教導與社會政治佈景。[20]教導上，由于金兵進侵、北宋南遷、東京太學廢棄，處所州縣學校疲軟，士人只能通過書院來獲取更多的教導機會，書院興復是必定之路；政治上，由于唐末五代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加上北有金朝對峙，面對內憂內亂，趙宋政權急切需求重整綱常，加強中心集權，此時能論證封建品德綱常、等級次序和專制集權公道性、神圣性的理學也進一個步驟發展壯年夜。賈志揚指出分歧于北宋五子對理學奠定和宣傳，南宋理學最年夜的特點是以書院為傳播東西來宣傳理學，這也成為當時的社會潮水。朱熹則將書院作為理學據點，推重書院理學教導，貶斥官學與科舉。賈志揚總結認為，朱熹通過《白鹿洞書院提醒》來弘揚理學精力，同時以書院為陣地的講會、祭奠等活動成為理學社會化的主要手腕和途徑，書院也成為理學得以發展的主要機制。文章最后通過參考japan(日本)田中健次和陳榮捷對朱熹門徒的研討，講述了考亭學派通過創辦書院、講學、聯講會等手腕來弘揚朱子道學。
包弼德著《歷史上的理學》認為書院是宣揚理學的主要場所，書院學規也滲透了理學家的思惟，通過對宋元時期理學書院的剖析，能夠加倍明白的清楚理學所傳遞的“道統”與學說。[21]書中第七章“社會”（Society）第一部門談及理學是宋元時期士人之學的一種選擇時，專門用一小節闡述了書院。包弼德指出朱熹將理學完美成一個能滿足士人所有的學術領域需求的新課程，他的四書集注為理學供給了一套完全的學習教材，而這種課程學習實現的場所就是“書院”。作者認為書院最後來源于南邊私家學校，由大師族或是學者、退休官員創辦，是一個教導、學術交通、獲得必定名譽的場所。在理學尚被官學大舉推重時，理學家就發現了書院這個能不受拘束實踐他們的理學教學幻想的處所。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宣傳“為己之學”，排擠科舉和官學，創辦理學書院。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提醒》則成為一切理學書院的配合的教學方針。作者提出朱熹出任南康知軍重建白鹿洞期間，分歧于二程強調官學資助，他舍家教棄了以州縣學為理學學習中間的設法，轉而鼎力攙扶書院。他建議“書院功役雖小，名頗具載國典，事體似亦非輕；若不聲名乞賜實施。竊恐歲久復至湮沒”，盼望應用朝廷資源將白鹿洞書院建成朝廷同意、賜名額、賜御書的理學書院，構建以書院為學習基地、以理學為教學目標的教導體制。慶元黨禁結束后，越來越多擔任官員的理學家開始大批創建理學書院。他們依然踐行朱熹創建的白鹿洞書院形式，執政廷承認下，獲取處所精英的支撐和處所當局的資助。宋末至元代當局對理學書院的支撐，甚至影響到了官學的發展。包弼德在文章中反復提到理學書院一詞，他指出并不是一切的書院都倡導理學，年夜部門的理學書院由擔任官員的理學家樹立、興復、講學，或許是由理學年夜師的祠堂發展而來，例如建康程顥的明道書院。理學家們應用理學書院這一學習中間，勝利的宣傳了理學，堅持了學術的獨特徵。
萬安玲著《新儒學的軌制佈景：中國宋元學者、學派與書院》除了表達學人學派與書院運動的關系外，在全書第二部門也特別闡明了13到14世紀書院軌制化和理學官學化。宋末元初，宋遺平易近通過創建書院、退隱講學、受聘教學等情勢來抒發亡國的遺恨。他們通過在書院研討和傳播程朱理學來減輕心思壓力，以捍衛儒家境統的尊嚴個人空間。宋遺平易近的大舉興學，獲得了元統治者的保護和支撐，當局承認其所創建、講學的書院，并將書院軌制化，視為處所官學，委任遺平易近為山長，變“遺平易近”為“臣平易近”。在官方的支撐下，南邊理學書院繼續發展的同時，理學以書院為依托向南方推廣。理學與書院北移，蒙古貴族將理學從異端晉陞為官樸直統哲學，并定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書院則成為傳播程朱理學最主要的途徑。萬安玲另一部著作《中國南宋書院與社會》書中第5-9、17、20、33、46-47、51-53、62-63、70、85、113、203、206、209等頁均明確提到理學。[22]書中第一部門第一章節就描寫了理學與書院運動。具體來說，因為唐末五代禮樂崩壞，南宋當局偏安江南，統治者采用了抑武揚文政策來維持中心集權。面對內憂內亂，以朱熹為代表的學者們通過理學這一學術思惟來從頭詮釋儒家精力，表達對教導的人文關懷。為了宣傳理學思惟，再加上遭遇“慶元黨禁”的限制，為了對抗政治壓迫和學術專制，他們放棄傳統的官學教導宣傳，另辟蹊徑，通過創建興復書院、講學、祭奠、著書等書院運動情勢來宣傳理學。理學家以書院為依托，書院也會議室出租天然而然與理學融合一體。書中第51頁還回顧了書院精力與釋教、道教的關系。萬安玲起首辨析了理學產生的淵源，觸及到常見的“佛道儒三教合一說”和“排佛抑道說”。馮友蘭師長教師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說：“宋代經過更換新的資料的儒學有三個思惟來源。第一個思惟來源當然是儒家自己的思惟。第二個思惟來源是佛家思惟、連同經由禪宗的中介而來的道家思惟。在更換新的資料的儒學構成的時期，釋教各宗派以禪宗為最盛，以致更換新的資料的儒家認為，禪宗和釋教是同義詞。如前所述，就某種意義說，更換新的資料的儒學可以認作是禪宗思惟符合邏輯的發展。更換新的資料的儒學還有第三個思惟來源即是道教，在舞蹈教室此中陰陽學家的宇宙論觀點占有主要位置。更換新的資料的儒家所持的宇宙論觀點，重要即是由來于此。”[23]萬安玲雖未明確援用馮友蘭的觀念，卻也指明了理學能夠是佛、道、儒三教思惟整合而來。同時，在對比理學思惟與釋教、道教的區別時，萬安玲也指出理學是對釋教、道教思惟挑戰的一種回應。解釋完理學思惟來源后，萬安玲指出南宋時理學精力成為書院的傳統精力，便是以書院為中間的理學運動的內在精力。理學精力的這兩種來源，直接影響到書院精力，因此作者在其后花費筆墨研討了釋教、道教圣地與書院的關系。從解讀書院精力與理學精力這一角度，作者也表白了理學與書院的一體化關系。
四、結語
綜上所述，海內漢學家對書院學術思惟研討重要從學人學派與理學基地這兩點切進，指出書院在學術思惟宣傳、交通、傳承上的主要感化。從現實上講，他們的研討合適新史學研討趨勢，適應文明與時代的需求。
值得留意的是，海內漢學家廣泛具有較好的漢語閱讀才能，口語溝通卻遭到必定的限制。這個特點在學術研討中，最年夜的表現就是論文援用書面文獻資料較多，實踐研討結果略顯缺乏。american約翰霍普金斯年夜學歷史系傳授，東亞研討中間主任羅威廉就曾坦言本身在研討湖北麻城處所史時，由于漢語說的不太好，沒有能夠采訪當地居平易近，深感遺憾的同時，只能憑借較高的漢語閱讀才能翻閱了七部麻省處所縣志。[24]在漢學家的書院著作中，大批的數據統計等均非第一手資料，這也與海內書院歷史資料缺少有關。在用詞方面，也有較年夜的差異。例如東方學者對“理學”一詞的描寫，秦博理在《中華帝國最后的傳統書院》一書第34、37、38、55、64等頁用Cheng-Zhu Neo-Confucianism（程朱新儒學）表現；第123、142頁描寫為Neo-Confucian education（新儒學教導）；在第34、84、85等頁也用Song learning（宋學）來瑜伽教室指代表學。別的，書中第100、124頁出現了school of principle（理學派）小樹屋一詞來指理學。包弼德著《歷史上的理學》中文版序中解釋到英文“Neo—Confucianism”指代的是《宋史》中的道學，也就是宋明理學，凡是直譯為“新儒學”。[25]萬安玲的《中國南宋書院與社會》則用True Way Learning 和拼音（Tao-hsueh）同時來詮釋理學。
注釋：
[1] 黃俊杰：《東亞儒學研討的回顧與瞻望》，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8年版。
[2] 張栻：《南軒文集》卷10，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本，1981年刊印。
[3] Heinrich B.Th1對1教學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J].Monumenta Serica, 1955(14):1-163.
[4] 顧憲成：《會語》，《顧涇陽師長教師東林商語》上，雍正《東林書院志刻本》卷3。
[5]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97頁。
[6] 顧憲成：《顧端文公遺書》卷22，上海古籍出書社1993年版。
[7]《王陽明選集》卷7，上海古籍出書社1992年版。
[8] Walton L.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Neo-Confucianism:Scholars,Schools,and Shu-yuan in Sung-Yuan China[A].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C].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457-492.
[9] 宋濂：《文憲集》，上海古籍出書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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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
